我的医生是一个很敬业的人。
有很多病人找他看病，因此挂号时也总是一号难求。在医院普及网上预约挂号之后，他仍然答应抢不到号或者不会预约挂号的患者给他们加号。这一加号，往往使他工作到下午2点钟才去吃午饭，而不到一个小时后又要开始下午的工作。
我每每听见他对来加号的病人说，医院要求网上挂号，下次不给你加号了啊。可是下一次，面对那些从很远的地方赶来的患者，他仍旧毫不犹豫地给出那张加号的单子。
我从没有见过他的模样。每次看见他，都是那个戴着蓝色手术帽、白色医用口罩的侧脸。他的病人很多，可他还是会仔细地问诊：最近情绪稳定吗？胃口好不好？有没有听见奇怪的声音？我总是会为要描述自己的情况而感到难为情，所以像我这样不知道该怎么描述自己的状态的人，只需要在每个问题后面点头或摇头就可以了。
而遇到那些说起话来滔滔不绝的患者，他也会仔细听着，并适时概括或抛出问题。他会跟患者谈很长的时间，但给我开药时却很快，从不说多余的话。妈妈说是因为我不主动跟他说话。这让我有些沮丧，可能这近一年以来，他从没记住过我吧。可是他却是我信任且依靠的人。
每次给病人看完病后，他总会说：“会好起来的！”或者“开心点！”我每次听完都会有种想要落泪的冲动。
从小到大遇到过很多的医生，他们都给我留下了或浅或深的印象。
小时候哮喘，医院报到一次，给我看病的是一个头发花白的医生，他是个医术高明的中医，据说有些人从小到大生病了都来找他看，每次我和妈妈一大早来排队，要排到中午才能轮到我。
但是我以前很不喜欢他，因为他老是“取笑”我，他很喜欢用食指刮一下我的鼻子说：“把它割掉好不好”。
可现在偶尔想起他来，医院，看看他是否还在那间诊室，坐在焦急等待的人群中，安静地低头写着病历。
可是我已经长那么大了，他也早就到了退休养老的年纪了，只是不知，他是否会突然想起，那个老是嘟着嘴，生着闷气，一脸不情愿地来看病的小女孩。
小学的时候我有一次比较神奇的经历。我的眼睛没有预兆地出现一个光点，一闪一闪的，而且随着时间的延长，这个光点逐渐变大，到后来甚至占据了我一大半的视野。过了一段时间，光点消失了，视力也渐渐恢复了。那时我不敢跟妈妈说，加之也没有什么别的症状发生，我便没有太在意这件事情。
后来的时间里，我几乎每隔一年就会有一次类似的经历，只是视力恢复后还伴随了头部剧烈的疼痛。直到高中的一次发作后，我终于鼓起勇气把这些告诉了妈妈。医院，在我向医生描述的时候，医生满不在乎地打断我的话，给我的症状下了个结论：飞蚊症，然后娴熟地开完药后，叫下一个病人进诊室。我半信半疑地拿医院。
不死心的我在后来去看结膜炎的时候又一次向医生描述了我的症状，医生轻描淡写地说：“如果光点是透明的就是生理性飞蚊症，没事的，黑色的才是病理性飞蚊症。”我疑惑地接受了医生的说法。
终于在后来的一次机缘巧合下，我才知道这原来根本就不是飞蚊症，而是“带有视觉预兆的偏头痛”。
虽然医院跑，可我还是惧怕和医生交流，我害怕医生不能理解好我的描述，从而得到一个错误的诊断；我害怕他们会嫌弃我唯唯诺诺的描述浪费他们的时间。去医院最艰苦的部分不在于打针吃药，而在于与医生的沟通交流。
高中的时候有一段时间生理期很奇怪，我在妈妈的带领下战战兢兢地第一次踏进了妇科的大门，在做完令人羞耻的经直肠的B超后，我带着“卵巢多囊样改变”的检查报告、一堆药片、没有任何诊断的病历和医院。
几个月后的一天，当我再次从妇科的诊室走出来时，医生耐心地倾听我的讲述的神情仍然在我眼前浮现，她敏锐地捕捉到了我讲述的每个细节，最后微笑地告诉我那只是“排卵期出血”，不用太在意。这时我才得知原来之前的医生根本没有认真听我的描述。
尽管在就医这一方面我总是没有很好的体验（也许和我自身有关），但是我依旧相信良医仍然是占大多数的，我依旧尊敬并信赖着这样的一个群体。
他们或不善言辞但医术高明，或兢兢业业且温柔耐心，是他们带给无数家庭新的希望。
悬壶济世，医者仁心，在疫情期间，我每每看到医者冲在抗疫最前线的新闻时，都有着加入他们的强烈冲动。
没有哪个行业能见证那么多的生离死别，那么多的人性善恶。
在伤医事件频发的现在，痛心疾首的又何止我一人？
我害怕，这样的事件让医者都寒了心，我景仰，仍在救死扶伤的医生们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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